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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题词的琴桌
张开元
不久前去海宁，顺道拜访了老友丁先生。聊天中，丁先生不无遗憾地告诉我，前些时，因一文物贩子的死缠蛮绕，要他“割爱”，他将家藏的曝书亭主朱彝尊曾留下墨宝真迹的一张琴桌让给了这一贩子。
其实，对这张琴桌的来历，我早有耳闻。记得在海宁工作时，一次到丁先生家串门，一张小长方桌引起了我的注意。尽管它被放在屋角里，且上面堆满了衣服被褥之类的东西，但它那细密坚硬的材质，朴素简明线条流畅的明式家具风格，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直觉它不是一般的民品。丁先生让我细看此桌，只见它长约
120—130
厘米，宽约
50
厘米，高约
60---70
厘米，通体茶色，台面是黄梨木材质，平滑如镜，光可鉴人。再仔细看，只见台面中间还雕刻着数行字，好像是铁画银钩的柳公权体，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但那落款“朱彝尊题”四个大字，却至今记忆犹新。我不懂文物的鉴赏，但对朱彝尊这样的先贤，却是高山仰止的。于是，我迫切要求丁先生告诉我此桌的来历。
丁先生说，这琴桌是他家的祖传之物。虽然他久仰朱彝尊的大名，也知道此桌若是真品的价值；但他毕竟非“南谢（稚柳）北徐（邦达）”，不敢妄断它就不是赝品。因此，“养在深闺人未识”，
此桌在他家的“待遇”规格并不高，其上面堆满杂物即可见一斑。但他说，有一件事是足可说明这张琴桌时非同凡响的。那是“文革”期间，他们家和另一户人家公用一个厨房。有一天傍晚丁先生回家时，看见邻家的孩子正在这张琴桌上斩肉（此桌当时放在厨房中）。在菜刀的“蹂躏”下，此桌的桌面上露出了条条的印痕。丁先生没有责备孩子，只是随手拿起一块抹布在桌面上擦了擦。不料，奇迹发生了，那桌面上的印痕消失了，桌面又光滑如初。从那时起，丁先生的琴桌就离开了厨房，进了卧室。
就这样，琴桌陪着他走南闯北，一起度过了几十个春秋。
有人说，世界上任何一样事物，只有当它失去了，人们才懂得它的珍贵。对于易主的琴桌，丁先生也有同样的感叹。他说，那个文物贩子得到琴桌后，立即转手倒卖，几经周折，最终以
20
多万的价格尘埃落定，成了香港一位知名人物的藏品。失去了这样一张名桌，对他本人来说，是一大损失；但是，使他欣慰的是，有人肯花大价钱收藏这张琴桌，这说明了它的内在价值，这件宝至少没有被历史所湮没，至少还在人间。
丁先生在谈起文物时，还向我谈起过这样一件往事：也是在“文革”期间，在“横扫四旧”的那些日子里，为了不被戴上“封建余孽”的大帽子而招来横祸，他和老伴曾在半夜里把祖传的一箱书画作品付之一炬，令他痛心疾首的是，这里还包括近代书画大师吴昌硕先生的真迹。他说，每念及此，他对先人总有一种负罪感，一种深深的歉疚。
丁先生现早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他现在最大的爱好就是对文物的收藏。在他的斗室里，各个年代，各个时期的文物琳琅满目，好比是一个小小的博物馆。问及他为何痴心于此道而乐此不疲时，他说，“发现，拯救，如此而已。”简洁如斯，令我一时不得其要旨。但仔细一想，觉得理已尽在其中也！“发现”，即是用一双慧眼，去找到那些被历史尘封的有价值的事物；“拯救”，即是尽一切可能，去保护那些可能会湮没于世的有价值的东西。这反映了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对祖国源远流长的文化无比热爱的老年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
（原载
2004
年
6
月
12
日《南湖晚报》，本次作了少量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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